吴东明心里一惊，他知道，这是诅咒人早死的一种方式。他打开那张纸一看，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。吴东明就问沈世良，这两个人是谁，你为何要诅咒他们？沈世良解释说，这两个是自己的侄子，但总是欺负自己，所以要诅咒他们早点死。

吴东明听后，非但没帮沈世良的忙，还把沈世良告到了县衙。知县见沈世良已经很老了，就没判其是故意杀人罪，只是打了沈世良一顿板子，而后就放了。

可吴东明以为自己立了大功，他认为自己救了两条人命，是仁义之举，所以到处宣扬。这事传到德清县慧相寺的和尚耳朵里，这些和尚经常吃不饱饭。但是，附近一座观音殿的和尚们却都吃得很饱。慧相寺的和尚心理严重失衡了，他们开始散步谣言，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“作法埋丧”。这样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石匠吴东明和他手下的工人们就被推了出来。

谣言从德清县传向四面八方，石匠们都被当作“叫魂犯”，被官府抓了起来。

当地百姓认为，只要和气待人，不树敌，别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，交给石匠诅咒。所以，一开始对这件事也没有太在意。但就在此时，一个谣言开始广为流播：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，若用女人头发，便害女人脱发，若用黄豆数把缠紧头发，可致小儿痘伤。

与此同时，浙江省萧山县传来一条消息：说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，并在其中一人的行李中，发现了一缕头发，四人已被收押。接着就是江苏省胥口镇，人们捉到了一个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几个和尚，他们被人们打成重伤，又被送到了官府。人们打他们的理由是，他们是和尚，因为是和尚，所以想剪别人的辫子。

接下来，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所谓剪辫子的叫魂事件，范围包括浙江、山东、直隶、湖北等七省。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欲剪万人发辫，摄魂造桥，用纸剪成人马，黏入发辫，念咒点血，人马便能行走，可以取人财物。在经济匮乏时代，广大下层民众自然对这种与巫术有关的谣言深信不疑。

在山东省邹县，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，并于途中剪人发辫。当然，蔡廷章不是主动去衙门招供的，而是被人用木棒打去的。接着就是章丘县，也是一个乞丐，遇到一个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，张四儒怂恿他说，要饭没前途，我们还是跟着和尚学割人发辫之术吧，到时候钱大把大把地来。这个乞丐很有上进心，哪知道第一次施法时，就被人当场捉住。

这一事件终于闹大了，山东巡抚富尼汉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龙颜大怒，勒令各省查处。

至此，关于叫魂的谣言蔓延到了京畿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并非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惹出来的，在富尼汉看来，这样的案件不断发生，并且自己所在的山东还并非是传播源，如果再闹下去，整个大清朝都会受到影响。

其实，真正让这个事情闹成惊动皇帝的大事，是民间对“叫魂事件”的态度。当时的人们通常有一种传统的看法，认为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，人会昏迷、生病，更严重的会导致死亡。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恐惧感便油然而生了。

于是，这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迷信的一件事，震动了朝廷，自然也就震动了九五至尊的乾隆皇帝。他和百姓一样惊恐和愤怒，但原因却不一样。

回顾历史，经过康熙和雍正的精心治理，清朝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固。表面上，“剃发留辫”的国家制度已被汉民所接受。但事实却是，许多汉人的造反，都或多或少与“剃发留辫”有关。而山东巡抚富尼汉报上来的案子正触动了乾隆皇帝的神经。乾隆皇帝认为，这其实是在间接动摇清朝统治的名分。于是乾隆皇帝下令：坚决查处与“叫魂案”有关的人，并且要严处。

很快，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开始清查“叫魂犯”。一开始，许多官员对乾隆皇帝大怒的原因还不是明白，但大小官僚都知道要忠诚。所以，清查“叫魂犯”并不是保一方平安的小事，而是对皇帝忠诚与否的大事。

事实上，从乾隆皇帝下令全国清查“叫魂犯”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许多底层的小人物要因此而死掉。因为在地方上所谓的“叫魂案”都是子虚乌有的事，但皇上已经下令清查，有与没有就已经不是一般官员该思考的问题了，他们只能奉命执行，只能思考，“叫魂犯”到底该抓多少才算合适？

这些官员先将乞丐当作“叫魂犯”抓了起来，然后是和尚。乞丐身无一物，四处漂泊，肯定就是“叫魂犯”。